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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过去不会“阶层固化”反而是“富不过三代”

发布时间:2019-04-24 12:34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有一个问题值得所有看《红楼梦》的读者深思:如果贾府未被抄家,是否还能继续支撑下去?

  答案是否定的,用今天的话来说,贾氏集团过于单一低效的业务收入不足以支撑庞大的运营开支,现金流多年来持续为负,已经接近负资产的边缘,又缺乏融资渠道,破产就在眼前。

  地租和房租的好处是风险小,非常稳定;但缺点也很明显,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,增长非常缓慢。

  贾家从第一代开始,官就越做越小,又缺乏商业人才,估计这几十年收入增长很小。

  第七十四回,王夫人回忆贾敏出嫁之前,贾府的生活标准“是何等的娇生惯养,是何等的金尊玉贵,那才像个千金小姐的体统”。很多人认为,贾府从那时就已经败落了,但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“衰败”这两个字。

  贾敏待字闺中时,玉字辈还未出生,老嬷嬷们还在工作岗位,贾府几乎没有闲人,这样算来,贾府“单房”开销这十几年就一直在不断收缩。

  正如按王夫人所透露,在建大观园之前,贾氏集团一直在“只出不进的隐性裁员”,王夫人的大丫环金钏死了,这个职位就一直空缺着不补人。

  这说明,“贾不假,白玉为堂金作马”只是幻相,是因为家庭总规模在扩张,生活资源的使用效率在提高。好比一座假山,十个人可以用,二十个人也可以用。

  仔细看书,你会发现贾府的那些稀奇玩意儿都是以前积累下来的,而柴米油盐这些消耗现金的日常生活资源却常常短缺。一边是仓库里堆满了奢侈品,一边是员工工资常常被挪用。

  收入不变,人口猛增,福利标准又下不来,只能变卖资产,家族渐渐变成空架子,这不是能力和道德的问题,而是马尔萨斯人口危机的贾府版,是农耕时代贵族大家族必然的结局。

  过去解决危机的方法就是分家,用新家庭摆脱老传统,加强活力,大家各自想办法,只要有一支能存活,家族的香火就能延续(比如贾兰一脉)。

  但问题是贾母尚健在,分家不可行,唯有继续“提高生活资源利用效率”,就像我在《人神共奋读红楼:20岁的王熙凤,是怎么管理几百人的团队的?》一文中分析 了王熙凤的“扁平化”项目管理模式,基本上就围绕这一点展开。

  但内部效率的提升是有极限的,大观园建立后,又一次性增加了大量服务人员,这个空耗资源的“大花架子”成为危机的导火索。

  长期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——既然收入上不去,又分不了家,主子的数量也不可能降,那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低生活标准,裁撤冗员了。

  我在《进入知名大公司,你的职业生涯就高枕无忧了吗?》一文中讲了,秦可聊在临死前向王熙凤托梦,为贾府提出的避免破产的两条建议,核心就是八个字:缩小规模,先活下来。

  所以,第七十四回,王熙凤正式向王夫人建议:“不如趁此机会,以后凡年纪大些的,或有些咬牙难缠的,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。”

  可惜王夫人直接把话给说穿了,不同意:“通共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像个人样,余者纵有四五个小丫头子,竟是庙里的小鬼。如今还要裁革了去,不但于我心不忍,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。”

  可见,王夫人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。我们可以认为王夫人能力差,但事实上,这也是贾母的意见。

  你看,不光是王夫人,王熙凤只要想降低开支标准,贾母就开始喃喃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做媳妇时,贾家是如何的气派,气氛就瞬间就尴尬了下来。

  而现实中,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在面临积重难返的危机时,不敢面对现实,既不愿收缩业务止血,也不愿大幅裁员,而是心存幻想,任凭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  这个道理其实类似我们的老话:“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”,但经济学上的“损失厌恶”少了一些道德批评色彩,多了经济分析。大意是说,失去100元对你造成的心理损失,大于得到100元的满足感;明明有更好的人在追你,却总是下不了决心与现任分手。

  在“坐吃山空”的情况下,裁员的损失的绝对值远小于节省开支的收益。但在“损失厌恶”心态的驱使下,我们更倾向于不理性地维持现状。

  就像王夫人明知目前的情况维持不了多久,尤氏来访,连饭都不够了,下人的工资也常常被拖欠,但她仍然选择自我欺骗。

  几位中国的学者利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股民的投资行为(《经济研究》2006年第8期),结果显示,在股票被套和股票盈利两种情况下,投资者持有一支股票的时间分别为5.7个月和2.9个月。

  也就是说,出于“损失厌恶”,亏损者的更喜欢持有股票,幻想未来能解套,而不是把亏损变成现实。

  这个实验还显示,女性的“损失厌恶”心态比男性更强烈,亏损时持股时间更长,盈利时持股时间更短。

  正是这种心态,让精明果断的贾母不愿止损裁员,还在贾府财源枯竭时,花了最后的几千两银子办生日。

  有一点很有意思,王熙凤向王夫人建议裁员时,她是因病离岗状态。我们不妨想想,为什么她当总经理的时候不提这个建议呢?

  我们在研究管理现象时,一定要把“企业的合理性”和“管理者的合理性”区分开来。

  对于贾府而言,维系现状不载员是非理性的;但对于贾母、王夫人而言,不裁员,能撑多久撑多久,让自己太太平平地过完余生,却是一种“个人理性”。

  有一项对企业投资结果的调查分析发现:大部分企业在投资不利的情况下,同样不喜欢“止损”,而是继续投入,毫无根据地期待后市能逆转。

  这里的原因并不是前一部分所说的,个人投资者出现的“损失厌恶”心态,而是决策者不希望投资失利的消息在他的任期中暴露。

  再看员工,虽然每个月被拖延“例钱”,但毕竟“瘦死的驼骆比马大”,混吃等死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啊。

  所有人的理性选择,最后成为企业的非理性行为,这就是一家企业走向末日时的共同特点。

 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•卡尼曼教授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,他向一些调查对象讲了一个案例:

  一家打印店的店员工资是时薪8美元,因为附近的一家工厂倒闭了,老板发现常有人来找工作,就把现在的店员的时薪降到7美元。

  一家打印店的店员工资是时薪8美元,因为附近的一家工厂倒闭了,老板发现常有人来找工作,此时,老店员刚好辞职,老板随即用时薪7美元雇了一名新店员。

  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?还真不是。卡尼曼教授总结,人类有一种朴素的“公平道德观”:

 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危机或责任,通过交易的形式转嫁到别人的头上,就是不可原谅的罪恶——即使这个交易是自愿的。

  一家公司遇到经营困难,变卖资产为员工发工资,就是道德行为;如果选择解雇员工保留被市场低估的资产,就是不道德——虽然后者更有助于改善经营困境,而前者只是死缓。

  春运时,铁路以涨价的方式减少出行需求,被认为“趁火打劫”,而航空公司把平时打折的机票恢复正价,则被认为是“正当市场行为”。

  贾府的林之孝管家说:“人口太重了。不如拣个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爷,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,开恩放几家出去。一则他们各有营运,二则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钱。”

  “各有营运”四个字,说明很多佣人不见得一定要靠贾家才能生存,只是贾府为了维护“钟鸣鼎食之家,诗书簪缨之族”的体面,强行把大家一起捆在了这艘“泰坦尼克”号上。

  曹公毕竟也是“当年阔过的”,没有把贾府的衰败归结于“抄家”这个外部原因,他带领我们在鼎盛与衰败之间不动声色地穿梭,让我们目睹了一个大家族(也是一个大企业)行将就木前,人们的疯狂和非理性。

  《好了歌》里说,“世人都晓神仙好,惟有功名忘不了”,这讲的难道不是“损失厌恶”吗?

  “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,反认他乡是故乡。甚荒唐,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”,这不就是“个人理性”与“集体非理性”吗?

  一方面,每一个人都隐隐觉得,有些事终是逃不了的,但另一方面,大家又都在想,管他的,先TM逃了再说。

  一、收入不变,人口猛增,福利标准又下不来,只能变卖资产,家族渐渐变成空架子,这是农耕时代贵族大家族必然的结局。

  二、在“坐吃山空”的情况下,裁员的损失的绝对值远小于节省开支的收益。但在“损失厌恶”的心态下,我们更喜欢不理性地维持现状。

  四、人们倾向于认为: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危机或责任,通过交易的形式转嫁到别人的头上,所以通过解雇员工来改善经营困境是不道德的行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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